我16岁那年，初中还未毕业，全国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口号最响的就是“一颗红心，多种准备”，“革命青年志在四方”。那时的年轻人，纯洁、正直、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对党和毛主席一片忠心，只要毛主席指向哪儿，我们就会奔向哪儿。
记得1970年，支边支农运动搞得火热，很多刚毕业的学生就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也和所有热血青年一样，报名支边了（此时，大兴安岭呼中区代表团正在杭州招人）。
我是家中长女，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现在要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生活异常艰苦的深山老林去，父母自然不放心。但是我的父母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是革命干部，参加过新四军，看我的决心很大，很支持我的行动。那时候，我的思想很进步，认为我们这一代青年就应该到最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炼自己，为祖国的建设奉献自己的青春。可是没想到，由于我的眼睛条件不合格，代表团没有批准我的要求。我难过了好几天，但我没有放弃支边的愿望，我做出了种种努力，先后写了三次申请报告，又几次去接待站找黑龙江呼中区代表团。记得最后一次我去找他们时，有位领导问我：“黑龙江很艰苦，你怕不怕?”我说：“怕苦我就不报名了。”他又问我：“你眼睛这样近视，怎么行呢?”我回答：“黑龙江也有戴眼镜的人，他们能生存，我也能生存。”他笑了，又说：“你这么小，离家远了，不想家吗”?我说：“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哪里艰苦，哪里就有我们，再说，我出生在革命家庭，怎么能不革命呢?”听了我的话，代表团的同志都笑了，其中一人讲：“这个小鬼决心还挺大的。”我的执着精神终于打动了他们，不久，我就被批准去支边了。
虽然我很爱自己的父母，很爱自己的家，更爱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但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义无反顾地奔向“第一线”。我不怕吃苦，我也吃得起苦!
当年12月25日，我告别了父母，告别了我的故乡，踏上了支边的征途。记得送行的那天，好激动人心的场面，杭州闸口车站，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片，车站小，挤不下人间的亲情。多少父母、兄弟、姐妹、好友前来送行，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依依难舍的心情。一声长鸣，列车启动了。瞬间，人群沸腾了，不知道谁说了些什么，也听不清谁说了什么，很多人流泪了，不停地挥手。车厢下，还有人一边挥着手，一边跟着车跑，直到望不见列车为止。我的父母也来送行，只见父亲背着身子，去擦眼泪。我的心里难过极了，像个木头人一样站在那儿，久久回不过神来。
列车开了3天4夜，12月30日，我们到达了呼中。从此，开始了我们崭新的生活。
刚到筑路二处四连的第一个晚上，我还和当地食堂的炊事员打了一次嘴仗。说来也挺有意思。我那时人虽小，但天不怕地不怕，他看我人小好欺，在买饭时，少找我粮票，我不依，两人争执起来。一气之下，我到连队告了他一状。这一状告了，领导对我印象却很深，他们看我敢说话，又讲得出道理，后来发现我能写会画，便比较赏识我了，不久在编排人员时，我当上了女排二排的排长。从此，我肩上多了一份责任。
去黑龙江支边的第一个春节到了，大家都非常想家。年三十晚上，很多人哭了。我虽没流泪，但心里也很难过，没能对大家说上一句安慰的话。连队做了好吃的饭菜，连长和副连长到每个帐篷看望大家，还不时地讲点笑话，就像哄小孩那样，逗大伙开心。让我们感到这里也是家，也有欢乐。我们的连长王会桥那时才30岁，副连长薛守山24岁。而我们支边青年中最小的l5岁，一般年龄都在十六七左右，免不了会想家。北方的第一个年我们就是在哭哭啼啼中度过的。
大兴安岭的生活十分艰苦和单调，除了日复一日的劳动，学习和睡觉，很少有什么娱乐活动。我们就自己找乐趣。劳动完毕后，常常会去呼玛河畔，唱唱歌，说说笑话。那时候很流行的一首歌，“我可爱的故乡，南京古城”，想家时都会唱这首歌来自我安慰。美丽的呼玛河曾给我人生带来很多欢乐，也化解了我们不少忧愁。
我们知青的工作是冬天上山砍柴、伐木，解决自己的吃、烧，夏天开山修路。北方的夏天很凉爽，刚才还是烈日当头，一会儿就是小雨绵绵。修路时，每天凌晨3点多就得起床，去工地放炮修路。早饭在工地上吃，吃的是玉米馍馍，虽不好吃，但肚子饿了，也顾不得什么。
我们住的是帐篷，最冷时零下40度。记得当时我们在帐篷上贴标语，只需往标语和帐篷上泼水，水冻住了，标语也就粘住了。喝水要到一里地以外的呼玛河去打，河里早早结了冰，汽车都能开，要用*炸开洞，才能打到水。吃的是高粱米，玉米馍馍。只有生病时才能享受到“病号饭”――大米稀粥。吃的菜很简单，一大锅水烧开，放点干菜叶子，然后放上盐，浇点油，菜就做好了。为了改善伙食，我们用食堂发的粮票去和当地人换土豆吃。不知为什么，那时没感到日子过不去，大概是心里有艰苦生活的打算吧。现在的年轻人多幸福，根本就体验不到我们那时艰苦的日子。 。
还记得一件事，有年春天，有人上山不慎将烟头乱丢，结果引起了一场森林大火。当时我们连队周围是树木，山火烧起来了，大家都很紧张。春天风很大，一会儿吹到东，一会儿吹到西．只听到“劈啪、劈啪”，山林树倒的声音，很吓人。连队领导赶快组织人，在我们连周围开了一片隔离带。我们不少知青自发地上山去救火，根本没考虑自己的生命危险，表现得很勇敢。烈火烧了整整7天7夜，大片的森林被毁掉了，国家损失惨重。
1973年10月，在我的记忆中很难忘却的一件事。那天我们在工地上劳动，临时休息时，突然听到轰隆一声巨响。后来才知道，是我们班有一名女青年点着一根导火索，班长李阿明怕出事，抢在手里，没想到，引燃了自己衣兜里的雷管。我赶到现场时，只见有4人各自团团转，都被吓懵了，谁也不知道谁受伤了。我看到有人衣服胸口上有一大滩血，但她没受伤。后来看到其中一人整个手掌没有了，我大声喊：“李阿明，你的手呢?”当时，李阿明也被吓懵了，突如其来的横祸，可能也没感到疼痛。被我这一声喊，才清醒过来，看到自己整个一只手没有了，她哭着喊着：“我的手没有了，我的手没有了!”渐渐地，她精神支撑不住，整个人倒了下去。我也被眼前发生的事情惊呆了，不知哪来的勇气，我立即扶住她，但她人比我重，几乎拖不动她，我牢牢地抓住她的一个肩膀，艰难地往回走。很多人听到消息后都跑过来了，看到这个场面都吓坏了。其中一个军工，绰号叫“大个子”，他比较有经验，马上解下挂钥匙的绳子，把李阿明的手腕扎住，我们俩各扶住一个肩膀，连拖带扶地往回走。后来连队来人，直接将她送往医院。我一个人又跑回了工地，想把被炸掉的手找回来，只见工地上的土篮子上沾着点皮肉，很碎，其他什么也没有。我望着天空，有几只乌鸦飞过，周围一片寂静，好凄凉啊。凄凉中又感到很害怕，我头也不回地一口气跑回了连队。连续很多天，我的脑海中都出现当时的情景。安全不重视，教训多么深刻!
大兴安岭的故事很多很长，7年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什么都有，说不完也写不完。
我24岁那年，调回了杭州。由于我的勤奋和努力，再加上自己有特长，爱好写写画画，l0年后，我从基层调到了公司工会工作。我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付出了心血，也干出了成绩。我搞宣传和出黑板报比较专业，多次受到上级和同行的赞扬。我这个人做事很认真，只要去做，总是千方百计地干好。我爱好美术，我的作品在全国铁路“工程杯”书画大赛中荣获第三名，其他美术作品多次在上海铁路局和全局女职工书画赛中获奖。我办的黑板报，图文并茂，很有吸引力。周围社区、街道经常请我帮忙画参赛的黑板报，而且每次都会获奖。
2004年，我单位改制，我提前换岗，来到了杭州清河坊一条古街，开始了人生的第三次转折――创业。我会一手很好的编织手艺，善于观察和动脑筋，我举一反三、创新思维，能用手工制作各类小工艺品，颇受市场欢迎。
去年（2005年）在我刚走向市场不久，就受到了浙江电视台、浙江卫视的采访，然后在浙江电视台财经新闻中做了专题报道。杭州的《都市快报》、《市场报》都先后报道过我的手工产品。在今年的“情人节”前夕，杭州的《每日商报》又以我的手工产品“情侣娃娃”为题材，开展了为期三天的“爱情祝福”征集活动，影响较大。不少青年人对我手工制作的“情侣娃娃”情有独钟，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游客，看到我的小工艺品，总要买上几盒带回去，送给亲朋好友。去年冬天，有位在美国的北京人，在杭州的河坊街走了好几个来回，最后选中了我的“情侣娃娃”，他一下买走20盒，准备回去送给在美国的中国人，让他们别忘了自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