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与礼节
服饰和礼节是一个国家文化源远流长的最显露的标志。在明清两朝才创建起来的天子形象，使龙袍成为清朝帝王最具特色的服饰。按照清朝礼仪，皇帝龙袍属于吉服，在一般庆典、公务活动时穿著。而在重要大典、祭祀坛庙、纳后大婚时，皇帝穿更高一等的朝服。搭配朝服穿戴的饰物从头到脚包括了朝冠、朝带、朝珠、披领与朝靴。不同的服装名称，穿著场合也不同，在当时是有严格区别的。
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满族原是尚武的游牧民族，在戎马生涯中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冠服形制与汉人的服装大异其趣。清王朝建立后，清代服饰也得以充分吸收汉族服饰的成就。以官服为例，马蹄袖、马褂是清代官员服制的一大特色，但官服上的“补子”直接取之明代，文官绣禽类，武官绣兽类，分别按品级的高低，绣以各类飞禽走兽，以突出官员在职能和气质上的要求。与明代不同的是，清朝的官服大褂的前胸是对襟的，补子也分为两块，绣在袍衫外面的大褂子上，称为“补褂”或“补服”，禽兽的花样与明代也略有差异。由于补子是在成衣后缝上的，对于边角的加工更为精细，常常配以精致的花边，突出了装饰效果。明代的乌纱帽到清代换成花翎，用孔雀毛上的“眼”即“目晕”花样的多少，分出单眼、双眼和三眼的级别。官员的朝服和常服，里三层外三层，行袍、行裳、马褂、坎肩、补服，重重叠叠，还要佩戴各种朝珠、朝带、玉佩、彩绦、花金圆版、荷包香囊等等。朝珠又有翡翠、玛瑙、珊瑚、玉石、檀木的等级限定，连丝绦都有明黄、宝蓝、石青之分。用什么款式、质料和颜色都要受到礼制的规范，违反规定的以犯罪论处。雍正皇帝赐死年羹尧，就有擅用鹅黄小刀荷包，穿四衩衣服，纵容家人穿补服的罪状，将服饰的等级之别细分到了极致。女装虽然相对宽松，但精雕细刻无微不至，镶边有所谓“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多至“十八镶”。在镶滚之外还在下摆、大襟、裙边和袖口上缀满各色珠翠和绣花，折裥之间再用丝线交叉串联，连看不到的袜底、鞋底也绣上密密的花纹。这样重重叠叠，无所不在的装饰效果，虽然有一定的美学价值，但如此繁琐细密的包装，是衣冠之治高度细密化的产物，这也使清代的服饰到了难以再发展的地步。
清朝官员穿的朝服，其实是由旗装演变过来的：圆领、捻襟、左衽，四面开楔，束腰，有扣绊，窄袖（有的带有箭袖），保暖、便于坐骑。清初开始的制度规定，官员入朝必须穿披肩领袍，谓之朝服。朝服带有箭袖，就是在本来就比较窄的袖口前边再接一个半圆形的袖口。一般最长为半尺，形似马蹄，又称“马蹄袖”。袖和肩是清服区别身份的标志。带箭袖的旗袍是满族贵族平时穿着和旗人百姓的节日礼服，一般旗人只许穿披肩领便袍，而到了普通百姓那里就只许穿无披肩的领袍，谓之便服。
旗袍有单、棉、皮之分。清初，其式样一般是无领、大襟、束腰、左衽、四面开衩。穿着既合体，又有利于骑马奔射。出猎时，还可将干粮等装进前襟。这种旗袍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个是无领。努尔哈赤为统一衣冠，曾厘定衣冠制，规定“凡朝服，俱用披肩领，平居只有袍”。即常服不能带领子，只有入朝时穿的朝服方可加上形似披肩的大领。二是在窄小的袖口处还接有一截上长下短的半月形袖头，形似马蹄，俗称“马蹄袖”。平时绾起来，冬季行猎或作战时放下，使之罩住手背，既起到了类似手套的保暖作用，又不影响拉弓射箭，故又称之为 “箭袖”（满语称之为“哇哈”）。满族入主中原以后，“放哇哈”成为清朝礼节中的一个规定动作，官员入朝谒见皇上或其他王公大臣，都得先将马蹄袖弹下，然后再两手伏地跪拜行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