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征，是近年来一直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从广义上讲，全球化是指不同国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增加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一种趋势，它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经济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备受人们的关注，历来是全球化研究的焦点。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甚至将全球化等同于经济全球化。因此，本文就西方学者近年来对经济全球化研究的主题、理论框架和实证描述作一个简要介绍。
一、定义或概念
对于什么是经济全球化，西方学者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资本、劳动力、技术、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各要素统一的世界市场逐渐形成，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过程。如赫尔穆特(Helmut,2001)认为，全球化是指商品和服务的跨境交易和要素的国际流动的数量和范围的增加，以及技术以更快的速度和幅度扩散所带来的国家之间经济依赖性的日益增强。托本等人(Torben etal.,2003)认为，全球化是指各国通过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资本流动、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而形成的高度融合和相互依赖的关系。
在这样的共识下，有些学者试图从不同的侧面来解释经济全球化。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从空间和网络结构的角度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联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结构的转变所产生的跨洲或跨地区的流动或活动，以及这种转变所形成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网络。依照这种定义，经济全球化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经济全球化是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延伸，它使经济活动跨越了政治的边境、区域和洲；(2)经济全球化表现为贸易、投资、金融、移民、文化等方面联系的大量增加；(3)全球联系的加速和集中是全球交通和通信系统效率大大提高的结果，这一结果往往伴随着思想、商品、信息、资本和劳动力的扩散；(4)全球联系的速度、广度和深度的加强使国内事件与全球事件的边界变得模糊(Held,1999)。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特网、通信卫星等新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应用、新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以及新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打破了传统的贸易方式和商品、资本的流动方式，使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全球化日益成为一种新的现象。迈克尔等人(Michael et al.,1999)认为，当前的全球化与1914年以前的全球化具有显著的区别：(1)1914年以前，商业和金融的一体化受到很大限制，而当前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世界一体化程度却大大加强；(2)与1914年以前的全球化相比，当前的贸易冲突和金融不稳定程度大大增加。亚历山德罗(Alessandro,2001)则认为当前的全球化已进入一个“新全球化”的阶段。他所指的“新全球化”是指战后全球化的一个最新阶段，这个阶段大约从1995年开始（当时新经济开始传播和WTO开始建立）到20世纪末期结束，其特征是应用ICT（电话线路、电视频道和通信卫星）技术和因特网技术所提供的新机遇进行生产和流通，以及采纳主要由WTO管理和实施的关于国际市场规制和反规制的新规则。这种“新全球化”与旧全球化的根本区别是，旧全球化主要是由商品、能源和资本流动的增加来推动的，而新全球化则主要是通过因特网信息流动的增加来推动的。在“新全球化”条件下，信息访问时间的缩短和成本的大幅度降低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生产结构发生根本转变，极大地影响着全球化的进程。
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增长
全球化是否影响经济增长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尽管存在很多运用比较分析框架的多国研究案例，存在着许多运用大型跨国数据集的计量分析以及关于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和它的经济增长率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理论模型，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仍然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例如钱达(Chanda,2001)使用资本账户的开放度指标发现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中蒙受损失而不是受益，而罗德瑞克(Rodrik,1998)和爱迪生等人(Edison et al.,2002)却认为资本的开放度对增长没有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布洛姆斯特罗姆等人(Blomstrom et al.,1992)认为对于富裕国家的增长有积极作用，加勒特(Garrett,2001)却认为对低收入国家的作用是消极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罗伯特(Robert,2003)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1)研究对象的不同。一些研究者仅仅关注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却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非常感兴趣。因而研究对象的不同定义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对全球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结论。(2)数据来源的可靠性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难以收集，而计量统计分析又需要大量这样的数据。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对于全球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都是使用跨期时间系列模型，这样的理论模型无法用于内生控制，也就是说，这些模型研究结果无法反映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或无法观察到的特性。意识到这种跨期时间系列研究方法的缺陷，最近一些研究开始使用平面数据来检验全球化的各个维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多拉尔和克拉伊(Dollar and Kraay,2001)发现贸易流动的改变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果会导致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格里纳韦等人(Greenaway et al.,1999)也发现贸易和经济增长具有紧密的联系。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博伦斯坦等人(Borenstein et al.,1998)提供了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的证据，它给予人力资本一个最低的进入门槛；相反，卡克维奇和莱文(Carkovic and Levine,2002)则没有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爱迪生等人(2002)详细分析了金融一体化的几个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
然而，无论是跨期时间系列研究还是平面数据的检验分析都只是从全球化的一个维度来考察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以事先假定全球化的其他维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变为前提的。这种比较静态的分析在当前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环境中显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从全球化多个维度来综合考察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肯托(Kentor,2001)从外资依存度和贸易自由度两个角度考察1980-1997年88个较不发达国家的全球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外资依存度对于经济增长起到迟缓的消极作用，而贸易自由度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则具有长期的积极作用。阿克塞尔德埃尔(Axeldreher,2003)利用跨期时间系列对全球化的多个维度（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全球化确实有助于经济增长，全球化程度越高，经济增长率也越高。例如，假设拉脱维亚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与西班牙相当的话，它的经济增长率将从5.94%上升到7.1%。又如，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积极作用，1975-2000年期间中国的全球化指标上升了2.14个百分点，直接导致中国2000年的经济增长率比1975年上升2.33个百分点。因而，对于全球化导致贫穷的指责是无效的，那些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国家恰恰是反对全球化的国家，如卢旺达、津巴布韦等。
三、经济全球化与不平等
经济全球化会造成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两极分化，还是带来全球收入分配的更加平等，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统计，全球五分之一指数在1960年仅为1/30，1990年则上升到1/60，1997年进一步上升到1/74。弗兰科西斯和克里斯琴(Francois and Christian,1999)采用1820-1992年世界33个国家的实际人均资本的GDP的数据，研究了近两个世纪以来世界不平等的变化情况。他们的研究发现，自1820年以来世界不平等实质上在增加。1820-1910年是迅速增长和全球化阶段，锡尔(Theil)指数从0.533上升到0.799，上升了0.226，上升幅度高达50%；1910-1960年则保持相对稳定；1960-1992年，锡尔指数上升0.093，即上升了12%。
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与世界不平等出现了“历史的转折点”(Lindert,2001)。梅尔基奥尔等人(Melchior etal.,2000)使用115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人均资本收入的数据，利用人口权数计算世界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发现基尼系数从1965年的0.59下降到1997年的0.52。道瑞克等人(Dowrick et al.,2001)使用购买力平价(PPP)调整数据，发现20世纪末期以来，全球的总体不平等出现收敛的现象。巴罗(Barro,2000)使用扩展的Deininger-Squire数据集，通过对建立在人口、土地面积和贸易基础上的开放程度的综合测度，发现开放与不平等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当GDP的单位资本收入低于13000美元时（1985年不变价），开放会增加不平等的程度；但当超过13000美元时，开放会降低不平等。
林德特和威廉姆森(Lindert and Williamson,2001)从世界不平等的构成、全球化的来源、单个国家实际全球化的度量和历史的时间段四个维度展开分析，发现全球化对于经济不平等主要有五大影响：第一，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全球化会缩小而不是扩大国家间的收入差距，至少对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的这些国家来说是如此；第二，1914年以前，劳动力丰富的国家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要素流动降低了不平等，而且当劳动力大量流动时，这种影响是显著的；第三，对于劳动力短缺的国家来说，国际贸易和国际要素流动增加了不平等，在1914年以前这些国家出现大量移民时，这种影响是巨大的；第四，综合国际和国内的影响，全球化的加深意味着世界不平等的减少；第五，在全球经济完全一体化条件下，世界收入仍然是不平等的，但全球经济的完全一体化比部分一体化更能降低世界经济的不平等。
由于上述以人均资本的GDP为不平等测度指标的传统研究方法囿于自身的局限性，它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批评。魏和伊(Wei and Yi,2001)认为，跨国研究的文献由于不同国家的体制不同和不平等的数据难以比较而存在较大的缺陷，因而深入对一个特定国家的研究可能比跨国的比较更为有用。通过对中国1988-1993年100个左右城市的城镇―农村收入比率的测度，他们发现城市在贸易方面经历较大开放程度的同时有助于降低城镇―农村的收入不平等。这样，全球化是有助于减少而不是增加城镇―农村收入的不平等。这一结论同时暗示，如果仅仅依赖中国全国的加总数据，认为总开放度的增加而导致总收入不平等的增加是不正确的。加里等人(Gary et al.,2003)认为，仅仅以人均资本的GDP作为衡量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是不够的，因为健康状况（如长寿）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他们通过计算1965-1995年49个国家寿命预期价值的“全部”收入，发现低收入国家的“全部”收入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发达国家“全部”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大约为140%，而发展中国家则高达192%，这样，如果仅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扩大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但如果将健康状况也计算在内的话，全球化则会减少这种不平等的程度。尼古拉斯(Nicholas,2000)则认为，应该以人类发展指数(HDI)来衡量不同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等程度，因为人类发展指数可用于测度经济发展对人类福利的最广泛影响，它代表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HDI包含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收入和寿命。通过对各大洲HDI加权平均值的计算，尼古拉斯发现各大洲之间的人类发展指数呈现一个长期收敛而非发散的趋势，例如1950年南亚和非洲的HDI与北美的差距为0.698和0.683，到1995年这一差距分别缩小到0.496和0.51。
四、经济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
20世纪经济全球化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然而伴随全球化的却是世界生态环境平衡的严重破坏（如森林砍伐、沙漠化、河流和海洋的污染、城市烟雾、温室效应、臭氧层的损耗、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关键自然资源的耗竭等）。这种全球化所引起的环境退化现象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对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GATT的乌拉圭回合以及后来成立的WTO都对环境保护问题进行谈判，但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其原因在于各国对环境的评价标准不同，以及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滞后导致各国缺乏共同的沟通语言。因此，全球化的发展迫切需要对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要有理论方面的突破。
最近关于全球化对于环境影响的研究主要围绕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EKC)展开。格罗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 and Krueger,1993)通过模仿库兹涅茨(Kuznets,1955)在美国经济学会上提出的关于经济增长与不平等之间的“倒U型”关系假说，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亦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也就是说，相对低或高的收入水平与相对低的环境污染相联系，而在收入的中间阶段，环境污染达到最高点。布拉德福德等人(Bradford et al.,2000)从环境规制的边际收益与非环境收益的边际成本方面说明了这种倒U型曲线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在实证的分析方面，格罗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 and Krueger,1955)分析了66个国家在12年期间（水污染的跨度为1979-1990年，空气污染的跨度为1977-1988年）14种不同层次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结果发现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与大部分所检验的污染类别确实存在可觉察的倒U型关系。布拉德福德等人(2000)利用随机影响方程，采用平面数据，验证污染与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有些污染物符合EKC，有些不符合，有些则需要进一步考察。当然也有些学者(William et al.,2003;Brain et al.,2003)认为EKC的描述过于简单，在仅有的少量数据和缺乏基本理论的条件下，我们对于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仍然是不清楚的。
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在全球化条件下又可以表述为：贫穷国家收入的增加与污染的增加相对应，而发达国家收入的增加却伴随着污染的减少。萨瓦斯(Savas,2000)首先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在一个2×2的笛卡尔模型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将使它们进行合作，最终有利于环境保护。帕特拉(Petra,2001)则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自我规制的角度出发，认为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环境的影响也可能是积极的。他认为全球化有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自我规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全球化会增加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由于这些跨国公司能够方便转移先进的环境技术和管理体系给它们的子公司，导致这些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会比国内企业更好进行自我规制。第二，全球化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的自我规制。来自FDI投资的跨国公司改变了全球的供应网络，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就对国内的供应者的环境自我规制提出要求，造成压力。第三，全球化将增加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这些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可能使用较为严格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标准（如IS014000），这同样对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的自我规制构成压力。布雷恩等人(Brain et al.,2003)认为人均资本收入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并非像EKC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可预测的关系，为此他们建立了一个与国家特性（收入、要素禀赋和技术）的污染水平和贸易机会（比较优势和当前的贸易限制）相联系的简单的环境供给和需求体系，结果发现，环境污染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对函数的形式、国家和城市样本和时间段的选择都非常敏感。他们的检验发现，第一，并没有充分证据说明收入的增加对于环境质量的改善有积极的影响。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资本充足率和其他重要的因素对于环境有高度的影响。第二，环境政策对于贸易和投资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污染避难假说（即认为减少贸易壁垒将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的工业从管制严格的国家向管制较弱的国家转移）并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但污染避难影响（即认为环境规制的加强将对企业地点的选择和贸易流动有影响）却是可以成立的。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据说最早是由特・莱维于1985年提出的，但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
有人从生产力运动的发展的角度分析，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也有人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认为“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利用科技进步，借自由化之名，行控制世界经济之实，使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的历史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整体。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推动了全球生产力大发展，加速了世界经济增长，为少数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与此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竞争，增多了国际投机，增加了国际风险，并对国家主权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严重冲击。更为严重的是，在经济全球化中，由于实力不同，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将得利最多，而发展中国家所得甚少。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将被排除在经济全球化之外，越来越被“边缘化”，甚至成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新技术殖民地”。
目前，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所有方面，甚至包括思维方式等，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任何国家也无法回避，唯一的办法是如何去适应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