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左传》文学成就?
《左传》: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管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古人西晋时注解《左传》的杜预早就有评价:“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作为春秋三传之一,《左传》以其题材、叙事方法、写人艺术和纯熟精美的语言,为后世史传文学,小说、诗歌、戏剧的创作提供了艺术借鉴,影响甚为深远。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善于以简洁的笔墨记述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尤其善于描写战争;又善于以简约的语言描绘人物的动作细节和内心活动,刻画人物栩栩如生。
二、简答左传的文学成就?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反映先秦时代,当时的历史著作,以文学的方法,以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我们今天从文学的角度叫史传作品,《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史传文学杰作.1、善于刻画人物,惟妙惟肖,形象鲜明,栩栩如生;2、善于描写复杂的战争,场面阔大,脉络清晰;3、善写辞令,语言简练,含蓄委婉,富有文采;
4、思想深邃,文笔朴实。
三、一地鸡毛语言艺术成就?
一地鸡毛语言艺术的成就。用词简练,短小精悍,并且言简意赅,具有文学价值。
四、《左传》的艺术成就是什么?
《左传》详细地记录了春秋时代二百五十四年中(前722—前468)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因为它的写作具有形象化的美学特征,它又是一部杰出的散文巨著,显示了突出的艺术成就。
在古代,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左传》叙事的文学色彩。如唐人刘知几说:“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侮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如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唐人啖助谓《左传》:“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他们凭直觉,肯定了《左传》记事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明清时期,从辞章方面评点《左传》的书又有数十部。但真正全面地评价《左传》的文学成就,从文学角度来认识《左传》,还是近几十年的事。
《左传》在叙事、写人和语言三个方面偶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较之《尚书》和《春秋》,《左传》在诸多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和独到的成就。
一、《左传》的叙事
《左传》记事的内容是丰盈而富赡的。它记录了春秋事情诸侯政治上的动荡和变故,君王的生卒和更替,强宗大族间的政权夺势以及执政者的阴谋权术等等。诸侯间频仍的战争、重大的盟会常常是作者叙写的重点,日常的朝觐聘问、与国往来在书里也有翔实的记录。在记事中,作者又对春秋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心理意识做了多角度的记载。从祭典、燕享、宗法、礼制、婚丧嫁娶,到名目繁多的奉祀、禁忌,都在作者的记录范围之内。并且对于节气时令、天灾水害、星象历法、地理沿革等,《左传》也有可靠的著录。就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包罗万象,若称之为春秋时代的“百科全书”,是当之无愧的。
《左传》记事,提供的是一部形象的春秋史。作者不仅对历史事件、社会生活做了如实的记录,而且进行真切、具体的描绘;不仅记叙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而且重视人与事的联系,在探寻人们得失成败的原因中对历史进行生动形象的加工,艺术地再现了生活。如果说读《春秋》,我们仅能得到二百余年间历史事件的纲目,那么《左传》中大量的描述,使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精描细绘的生活图画。
《左传》叙事的特点首先是:善于描述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事件,运用白描的手法叙述事件的始末由来。这种白描手法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遵循严格的时空观念,每一件事的记录必定以极简明的文字交代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参与的人物,叙述事件按照自然时间的顺序进行;重视事件发展的全过程,记叙每一事必详其发生(起因)、发展(冲突)和结局,尤其注重前因后果;描述事件的经过或重大场面,较少渲染和烘托,往往通过记录其中几个人物的言行,写出事情发展的过程,或写活一个场面。
《左传》描述的是一个纷杂、动乱的社会,因此怎样将矛盾对峙的政治、军事形势,错综繁杂的王侯、宗族关系以及诸多的颠覆活动、密谋暗算昭然若揭,就成为作者行文记事首先力求达到的目标。整个社会的政权变更与政治关系的变化,是《左传》用以描述社会的主要矛盾线索。作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追寻着这一线索,这使他如掌握了一把批隙导窾的利刃,将春秋时代纷繁复杂、牵一动百的社会矛盾做出了极明晰的分析,尤其是在记叙谋杀、行刺、政变及战争一类冲突急剧变化的事件中,作者的叙述才能更加得到充分的发挥。例如齐连称、管至父弑襄公(庄公八年)、晋灵公谋杀赵盾(宣公二年)、郑西宫之难(襄公十年)、齐崔杼之乱(襄公二十五年)、齐人杀庆舍(襄公二十八年)、楚灵王之死(昭公十三年)、吴公子光刺王僚(昭公二十七年)、宋桓魋之乱(哀公十四年)等等,这些重大事件的记叙都证明了《左传》作者的成功。
以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弑齐襄公一事为例: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襄公绌之。二人因之以作乱。连称有従妹在公宫,无宠,使间公,曰:“捷,吾以女为夫人。”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従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
作者运用白描的手法,从事件发生的起因叙起,在事变之前参与谋杀的三方面(连称、公孙无知、连称从妹)之所以谋反的原因做了明确的交代,然后通过三个小人物(徒人费、石之纷如)、孟阳的故事完成事变经过的描述。像其他许多事件的记叙一样,作者特别重视事件发生、发展至结局的完整过程;事情进行的时间顺序、地点和人物都有最简明的记录;并且“百忙事叙得极清晰又极变换”,“摆布之妙如千军万马坐作进退”(《左绣》卷三),使作品极富文学色彩。
就全书来看,《左传》中“初”字的使用频率特别高,凡八十六见。以“初”引出的内容,有人物的身世、遗文轶事,也有事件发生的起因和预兆。它作为倒叙、追叙、补记各类内容的领起语被频繁使用。“初”字的运用充分表现出《左传》作者在裁剪、组织素材方面的独具匠心。林琴南在论及《左传》的插叙笔法时曾说过:“又或一事之中,斗出一人,此人为全篇关键,而偏不得其出处,乃于间间中补入数行,即为其人之小传,却穿插在恰好地步,如天衣无缝。”(《左传撷华·自序》)可以说,这就是后代小说创作中常见的“倒插笔”手法。
《左传》叙事的又一特点是:长于将史实与神话传说、历史传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通过作者丰富的想象,使历史的记叙故事化。作者在严格记录历史事件的同时,大量采撷民间的传说和传闻,以丰富历史的内容。
如宣公十五年“魏颗受结草之报”一段:
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晋将魏颗在一次对秦的战役中俘获了秦国的大力士杜回,这在人力就是战斗力、个人的武艺和膂力在搏战中起重要作用的时代可算是一大战功。但是魏颗是怎样俘获大力士的,作者并没有直接交代,而是引出战前一件看来毫不相干的事,追叙了魏武子病重、留遗嘱及死后的情形。事实上,结草亢杜回的老人是否就是那嬖妾的父亲,根本无从知晓。魏颗“夜梦之曰”如何如何,又有谁能与其同梦?因此这只能是一则伴随魏颗立功捷报的传闻,《左传》作者将其记录下来,恰恰丰富了历史的记事。
类似的例子在《左传》中还有很多,如各次重大战役的描写、伴随君废立而发生的事件的描写。《春秋经》只有像“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齐无知弑其君诸儿”那样“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桓谭《新论》)的记录,而《左传》则将它们做了故事性的叙述。尤其是对君、卿大夫死亡原因的记叙,作者讲述了许多有趣的传说故事。如僖公十年狐突路遇太子申生,僖公二十八年记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宣公三年郑穆公刈兰,成公十年晋景公梦大厉等等,无不充满传奇的色彩。以襄公十九年晋国大将荀偃之死为例:
荀偃瘅疽,生疡于头。济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归者皆反。士匄请见,弗内。请后,曰:“郑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视,不可含。宣子盥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子曰:“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乎?”乃复抚之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乃暝,受含。宣子出,曰:“吾浅之为丈夫也。”
荀偃头生痈疽,死不瞑目、不纳含,这是患恶疾而死的人的一种生理现象,但是作者却绘声绘色地记录了这段故事。对于这位在晋悼公时期建立赫赫战功的大将,作者不仅以这段传说表现他“战志未酬”、“含恨而终”的坚贞精神,而且也反映了人们对他的赞美和哀思。
《左传》叙事中还有许多关于卜筮和灾祥的记录,作者在曲折地反照春秋时代人们对自然、社会及自身认识的同时,增添了历史记事的趣味性。人们以龟、筮占卜,或用于裁断重大军事行动,或依此婚嫁做出抉择,或预言官运仕途,或排除某种疑虑,《左传》每每详细采录其卦象和繇辞,并附带记述事件。
书中对各种灾祥、物兆及梦呓的记录更是不可胜数,如蛇相斗、龙见、石头说话、雄鸡断尾、神降于某地等等。这些掺杂于史实记录中“虚妄”的奇闻异事,在当时,显然都是被作为“信史”记写下来的,而在今天看来,从历史的角度说,在是作者记下了许多他理解或并不理解的事情发展的偶然因素;从文学角度来说,则每一次占卜、物兆的记录都引出一段生动的故事,它们穿插在历史记叙中增加了历史事件的神秘、新奇的色彩,这无疑是极富故事趣味的。
因《左传》记事大量采用传说和传闻,对历史做了较多的加工,为此它也受到不少非议。古代学者常常在肯定《左传》经传地位的同时,指出它的“疏失”。如范宁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榖梁传集解·自序》)韩愈说:“《春秋》严谨,《左氏》浮夸。”(《进学解》)又有人认为:“左氏失之浅”(崔之方《春秋经解》),“左氏之失专而纵”(晁说之《三传说》),“事莫备于左氏……失之诬”(《困学纪闻》卷六引胡安国语),“浅于公榖,诬谬实繁(赵匡《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叶梦得《春秋传·自序》)。事实上所谓“诬”或“浮夸”,一是指《左传》记录不真实的事,一是指《左传》对一些事件的描述有虚构夸大的现象。这不符合经学家的要求,但却恰恰从一个侧面显现了《左传》的文学特征。“艳而富”,说明《左传》记事的丰富且多彩;“浮夸”、“专而纵”,说明它的描写有合理的夸张和形象的创造;“浅”,则是比较通俗的标志。
二、《左传》的写人
《左传》记录的历史人物,大约有一千四百多个。其中有天子、诸侯、卿士、大夫,有将相、武士、学者、说客、祝史、良医、商贾、娼优,也有宰竖、役人、盗贼、侠勇等。这些人物中有详细的事迹、或较为鲜明者,约占三分之一。
统治集团的成员是《左传》描写的主要对象。特别是成就卓著的霸主君、执政大臣,在他们称霸、当政或任职的若干年内,《左传》留下了他们所作所为的生动记录。书中可以举出十数位赫赫有名的君:春秋初期的枭雄郑庄公,世称春秋霸主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中兴复霸的晋悼公,逐鹿争霸的阖闾、夫差和勾践,以及因昏聩或奢侈闻名的宋襄公、楚灵王、齐襄公、鲁昭公等。书中还有几十位形象丰满、事迹显著的卿士大夫:在晋国,有跟随重耳颠沛流离、历经艰辛的狐偃、赵衰、先轸、辅助晋悼公复霸的韩厥、荀偃、士匄、魏绛、韩起,尽忠极谏的赵盾,深孚众望的叔向;在鲁国,季氏的三位宗主都是出众的要人,始祖季友、君的季文子,实专鲁政的季武子,逐昭公而主朝政的季平子,还有臧文仲、臧叔仲、叔孙豹、叔孙诺等一些举足轻重的要人;在齐国,有显赫的管仲、谨慎的晏婴以及弑君乱臣崔杼;在楚国,有子文、子玉、子西、子反和子重。郑国的子产、宋国的华元、子罕、向戌,都是小国之争中的佼佼者。
由于受编年体结构、分年记事的局限,《左传》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分散在各年的记事融合而成的。其中一种是由分年记事逐渐展示某一人物的性格,从而构成完整的形象,属于“累积型”;另一种是仅记一件事就勾勒出人物的形象或表现其性格特征,或可称为“闪现型”。前者的典型人物如晋文公、郑庄公、楚灵王、晏婴、子产等。有关他们每人事迹的描述,往往在《左传》中延续数年或数十年。
晋文公重耳的形象是君中较突出的一个。他的生平事迹和活动,在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记事中,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遇难出奔,周游列国;复国即位,励精图治;功成业就,称霸中原。作者以倒叙的笔法记叙了遇难的完整经过。书中以“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一语提起,陆续写到他在秦国受到秦穆公的款待。这段文字可谓“在记事中写人”的精彩段落。流亡期间,重耳“处狄十二年”、“过卫”、“及齐”、“及宋”、“及郑”、“及楚”、“送诸秦”,千里行程中每到一地,作者就有选择地记下了一两件事,以表现重耳经过生活的磨炼,正在逐渐成熟,最后终于具备了一国最高统治者应有的品格。晋文公是《左传》所描写的霸主形象中最完美的一位君。
《左传》所描写的卿士、大夫一类人物中,郑国子产是作者笔下最光彩照人的形象。如近人所言:“《左传》载列国名卿言行多矣,未有详如子产者也。子产乃终春秋第一人,亦左氏心折之第一人。”(王源《文章练要·左传评》)与管仲、晏婴、叔向、狐偃等相比,子产所尽善尽美的贵族执政的典范。他博学多闻,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能在应对大国征朝或论辩时侃侃叙述本国的历史;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在各种朝聘、盟会的场合,左右周旋、应对自如;有很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坚定的志节,为捍卫国家利益必与大国据理力争;擅长管理,知人善任,有一整套理政用人的经验。《左传》记其行使七十条(自襄公八年至昭公二十年),从他少年时代第一次对国家政事发表见解到因病逝世,一生“鲜有败事”。虽然只是一个小国的执政,然而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卓著功绩,在国际间产生的政治影响,不亚于大国重臣。子产作为春秋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性格特征是很鲜明的,“读其文,连性情、心术、声音、笑貌,千载如生。”(冯李骅《左绣·读左卮言》)。
《左传》中绝大多数的人物形象是只通过一时一事来表现性格特点的。他们的出现虽然一纵即逝,一闪而过,但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好像绘画艺术中的速写,作者几笔便勾勒出人物的生动形象。这类“闪现型”人物中有一大批是“士”的典型,他们性格的基本特点是真诚、尚公、忠于职守、信守誓言。例如《左传》中对石碏(隐公四年)、原繁(庄公十四年)、荀息(僖公九年)、解扬(宣公十五年)、华还(襄公三十三年)、狼瞫(文公二年)、臾骈(文公六年)、臧坚(襄公十七年)等人物的描写,都选取了他们在国家政治活动中最感人的事迹,以其灿烂的闪现留在历史的记录中。请读有关晋臣解扬的一段记事:
使解扬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不许,三而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谷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女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员雨>,又可赂乎?臣之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
“闪现型”人物中也有许多地位低下的小人物,如寺人、阍人、庖厨、乐师、卜人及刺客等。还有一些女性形象,如楚夫人邓曼(桓公十三年)、郑庄公之母武姜(隐公元年)、晋献公宠姬(庄公二十八年)、息妫(庄公十四年)、杞梁妻(襄公二十三年)等。凡是在社会生活中起过某种作用、或在国家存亡的斗争中发挥过能力的人,作者或褒或贬,都在史册上给他留下一笔。因为这些人物只展示了性格的某一方面,所以大部分形象显得单一而缺乏丰富的内涵,并且受到当时道德规范的局限,呈现出明显的伦理化倾向。如其中一些人物便成为“孝”、“忠”、“信”、“义”等封建规范的象征。
《左传》写人,如同现代的人物特写,开始使用了描写情节和细节的手段。细节描写是《左传》写人的主要手法。在记写人物事迹或刻画人物性格时,作者大量运用了细节描写的手法。
城濮之战晋国告捷,在举国庆贺、朝野欢欣的时候,晋文公并没有乐而忘忧,直到子玉自杀,他才“闻之而后喜可知也”。这一情态细节是人物性格的特征性行为,表现出晋文公身为霸主、深谋远虑的性格特点。先轸怒晋襄公听信妇人之言,“不顾而唾”。这一细节与他激烈的言辞相接,充分表现了他刚烈、耿直的个性。卫献公恃权傲下、得意忘形的形象是由他重新返国时的一个细节表现的:“大夫逆于竟者,执手而与之言;道逆者,自车揖之;逆于门者,颔之而已。”从进入国境道城门的一段路程,卫献公对在不同地点迎接他的大夫做出不同的反应,从他态度的微妙变化,也足见这位言如“粪土”的君的修养水平。宋华督父好色,《左传》仅记了他一个细节:“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寺人柳精于侍奉主子,先有宠于宋平公,平公死又求媚于太子佐,在极短的时间里又得到主人的宠信,作者只记了一个细节:“及丧,柳炽碳于位,将至,则去之。比葬,又有宠。”同时,《左传》也通过细节描写交代人物所处的环境以及事件发生的背景。《左传》中没有对人物直接的容貌和心理的描写,人的外貌和心理活动也是以行动性的细节来表现的。
总之,《左传》在人物描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在先秦著作中,是它第一次提供了如此众多生动可感的人物形象,并开创了描写人物的基本方法。概括地说,《左传》善于通过具体的记事描写人,在记事中写人,在写人中记事;描写人物事迹时,特别注意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事例;人物性格与时代的政治标准(“礼”)密切相关,表现为明显的伦理倾向。这些特点对于后来的文学创作和人们的审美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左传》的语言特色
《左传》的语言,是历代文人学者推崇的典范。从唐宋至明清,如刘知几、陈骙、苏轼、刘熙载、冯李骅等有过许多精当的评论。《左传》叙述语言的特点是准确和精练,生动而富于色彩,同时因简洁凝炼而蕴藉含蓄。苏轼说:“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如《礼记》、《左传》可见。”(《苏文忠公全集》)刘知几的评论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史通·叙事》)《左传》叙述语言的这些特点,说明它在语言方面已获得了超越于当时许多经典著作的成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左传》人物语言同样富有文学特色。《左传》所记之“言”,主要为人物对话、外交辞令和谏说、议论之辞。人物的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作者常常通过记录一两句性格化的语言,以突现人物的形象。例如郑庄公在制胜公叔段的过程中,说了三句有典型特征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毋庸,将自及”;“可矣”。在作者笔下,郑庄公老谋深算、虚伪阴险的个性特点跃然纸上,在整个事件中他复杂的心理活动亦昭然可辨。僖公二十三年所记重耳避难至楚,与楚成王的一段对话,将楚成王施恩望报、乘机敲诈的心理和重耳自重自信、不亢不卑的态度,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和议论、谏说之辞,是历来为人们称道的。记写行人辞令,尤为《左传》独擅之处。例如书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僖公四年屈完对齐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秦师,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宣公三年王孙满论鼎至轻重,成公二年国佐对郤克,成公三年吕相绝秦,襄公二十二年子产对晋人征朝,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毁馆垣答士文伯等等。它们有的委曲婉转,陈述利害,有的辞气激切、语挟风霜。能够紧紧抓住矛盾的焦点,从分析利害入手,说理透辟、用辞雅正,是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特别是一些小国使者应对大国的言辞,更是充满机警和智慧。如子产献捷于晋,晋人三问,子产三答,“士庄伯不能诘”;子产坏晋馆垣,但他理直气壮的回答使士文伯无言以对,只好“谢不敏焉”;烛之武对秦穆公晓以利害的一番话,终于解除了郑国的危难,这些文字已是千载传诵。
刘知几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申左》)《左传》中富有文采的行人辞令,显然是经过加工和润色的,与《国语》中所记大段辞令相比,论理的逻辑更为严密,已经有剪裁和选择性,用词洗练,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左传》的行人辞令开启了战国时代纵横驰骤、酣畅淋漓的文风,是历代文人讽诵和学习的楷模。
在《左传》一书中,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于修辞方面都大量地运用了比喻的手法,并采用生动的俗语、谚语和民谣。其中有许多语言具有警句的性质,后世演化为成语。现代语言中的“唇亡齿寒”、“贪天之功”、“数典忘祖”、“退避三舍”、“政出多门”、“余勇可贾”、“一鼓作气”、“上下其手”、“食肉寝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风马牛不相及”等皆源于《左传》。
四、《左传》的战争描写
《左传》在叙事、写人和语言三方面的文学特点,综合起来看,全书中表现得最集中、最充分的部分即是有关战争的描写。《左传》长于描写战争,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书中有许多精彩而动人的片段。
春秋时期有数百次军事行动,《左传》详细地描述了其中十三次比较重要的战争。它们是桓公五年的繻葛之战,庄公十年长勺之战,僖公十五年韩之战,僖公二十五年泓之战,僖公二十八城濮之战,僖公三十二年殽之战,文公十二年河曲之战,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成公二年鞌之战,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襄公十八年平阴之战,定公四年柏举之战,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战。
《左传》作者调动各种表现手法记下了丰富的战争实例,力图从中探求得失成败的经验,对各次大战不同侧面的描写,反映了他对每次战争成败原因的看法。在姬宰战争全过程的前提下,战事在哪个阶段上失误、在哪个阶段上取胜,这一阶段就成为作者描写的重点。冯李骅说:“左氏极工于叙战,长短各极其秒……篇篇换局,各各争新。”(《左绣·读左卮言》)《左传》描写战争之所以精彩生动、各不雷同,其奥妙正在于此。晋楚城濮之战,《左传》重在描写战前酝酿的过程。从晋伐曹、卫的外围战写起,继而宋国告急、晋设连环计、子玉治兵、晋师退避三舍,直写到重耳占梦坚定出战的信心,两国才开始有正面的交锋。因为此战胜利的关键是晋文公和将帅谋划的结果。秦国在殽之战中失策,并非在秦军经过殽之两陵的时候,战争自冬至春持续了三个月,而秦三帅出征时蹇叔、王孙满就预见到它的败局,所以作者记写的重点是描述战前的情况。还有许多战役的记叙,表现了作者先进的军事思想。
《左传》作者还善于抓住战争中的主要矛盾,通过个别场面和情节来反映战争的全貌。描写角度的不断变换,充分展示了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例如齐鲁长勺之战,战争的发动到结束是围绕曹刿的言行来写的。通过曹刿请见、与鲁庄公论战、同乘指挥战斗的前前后后,将这次战事的全过程展现出来。楚宋泓之战只记了宋国一方,宋襄公与大司马论争的情节贯穿了记叙的始终。宋郑大棘之战,作者在直截了当记录了战事的胜败之后,仅补叙了狂狡被俘和羊斟阵前为乱两个小事。而只是这两件极有意义的小事,把宋国之所以惨败的原因交代清楚了。又如晋楚邲之战,作者采用交叉记录的方式,在酝酿阶段,轮番记录敌对双方将帅议战的内幕;在交战阶段,又通过交叉互进的叙述及细节描写,把双方势均力敌、步步相逼的情形表现出来:致师挑战,设覆具舟,夜窥敌营,疾进骤退,“车驰、卒奔”,“舟中之指可掬”。“马还”。乙卯一日从破晓激战到黄昏的情景,有如一幅逼真的画卷,作者简括、生动的描述,大有“尺幅千里”的效果。
《左传》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用了大量笔墨描写战争中的人。《左传》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往往在战争中大显身手。这些人物形象,有的足智多谋,运筹帷幄;有的优柔寡断,坐失戎机;有的英勇善战,视死如归;有的轻狂骄纵,败死敌手。作者善于在差别中写人,例如同样是英勇善战的武士,或同样是足智多谋的将帅,书中通过种种细节描写写出不同人物的不同表现;即使是类似的情节,作者也注意到不同性格人物所持态度的细微差别。正是这数以百计栩栩如生、千差万别的人物形象,给《左传》的战争描写增添了无穷的艺术魅力。
《左传》的战争描写是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对后代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以及历史演义等其他小说中有关战争的描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自褚斌杰、谭家健《先秦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五、以具体战例叙述左传的叙事成就?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矛盾纷繁复杂,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它上承夏、商、西周的统一王朝,下启列国并立、群雄争霸的局面。这时,先前铁板一块、神圣统一的帝国,分裂成了五颜六色的碎块,盘根错节的古代宗法制度开始分结解纽。伴随着礼崩乐坏、王室衰微, 日益强大的诸侯们再也按捺不住称霸的野心,于是,中原大地上呈现出一派刀光剑影、肇鼓动天的征伐景象。
《左传》以其娴熟的驾驭文字的技巧,展现了一幅幅错综纷纭、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而晋楚“城濮之战”是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战役,也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之一。
晋楚两国何以会爆发这场大战呢?这要从当时诸侯列国的形势说起。自春秋第一位“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主齐桓公死后,齐国霸业凋落,而晋、楚两国逐渐强盛,羽翼日丰。
此时的楚国,国力雄厚,领土广袤,内有贤臣辅佐,外有陈、蔡等国归附,大有囊括中原之势;而晋国则在晋文公重耳及手下谋士的苦心经营下,蒸蒸日上,已露峥嵘之相。为填补齐国衰落后遗留的霸权真空,晋楚两国磨刀霍戳,等待时机。公元前632年,楚国和晋国为争夺宋国而拉开了惊心动魄的城濮之战的帷幕。
宋国位于中原腹地,是晋楚争霸的要冲,谁征服宋国,谁就占据了向外扩张的前沿,所以宋国对于晋楚两国就显得十分重要。泓水之战后,宋迫于楚的强大而与之结盟,后见晋日益强盛,转而投入晋的怀抱,这就招致了楚率蔡、陈、郑、许等国之师对它的征讨。
宋寡不敌众,求救于晋。晋国的君臣们认为这是“取威定霸”的天赐良机,意欲出兵,但鉴于晋当时的实力尚不足以与楚正面抗衡,所以决定采取攻曹伐卫,迫使楚国从宋撤军的战略。
晋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后,于第二年春出师。曹、卫很快溃败,但迫使楚国从宋撤军的目的并未达到。宋再次向晋告急,这使晋文公左右为难。《左传》对晋文公的心理作了描述: “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
正在犹豫不决之际,中军统帅先轸献上一条妙计:让朱贿赂齐、秦两国,请它们出面调解,并扣留曹、卫国君,把曹、卫的部分土地分给宋国。楚和曹、卫是盟国,其国土被分,必不肯接受齐、秦的调解,这样就会惹恼齐、秦两国,促使它们加入晋的阵营。于是晋就采用“喜赂怒顽”的外交手段,离间了齐、秦与楚国的关系。楚成王见形势于已不利,急令主帅子玉从宋撤军,子玉却拒不从命,坚持要与晋军决战。
这是为何呢? 《左传》在此之前,记述这样一则故事:子玉任楚国令尹之初,曾在口地训练军队。他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鞭打了七个人,又用箭穿了三个人的耳朵以示惩罚。训练结束后,大夫们纷纷前来向前任令尹子文道贺,称誉他举荐了一位贤才。唯独一个叫口贾的人不以为然。子文问其原因,口贾说: “你让我贺你什么呢?子玉刚愎自用,狂傲无礼,不仅缺乏理政的才能,连统兵打仗恐怕都难以胜任。”
显然,子玉之所以坚持同晋交战,是想借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回击口贾等人的批评。《左传》记述这一情节,意在说明楚国用人不当,导致城濮之战楚军溃败,同时也使行文前后呼应,结构谨严,显示了《左传》善于叙事、精于剪裁的特点。子玉攻宋不下,晋军又不前来交战,情急之中,子玉采取了激将法。
他派人同晋谈判,提出楚国退兵的条件:晋复卫成公王位,归还曹国土地,楚即释去宋国之围。楚国的意图是要激怒晋国,使其南下与之交战。而晋则将计就计,再次施用离间计。晋私下允诺曹、卫恢复其国家,条件是脱离楚国,并扣留了楚国的使者,以激怒子玉,诱使其放弃围宋,北上与晋决战。
楚军果然中计。子玉率军气势汹汹地逼近了晋军驻地。晋军则后退三舍,以骄其军。双方在城濮摆开了决战的阵势,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一触即发。傍晚,楚军使者到晋营下达战书,晋军慨然应战。这段情节, 《左传》描述得甚为精彩:
子玉使斗勃请战,曰: “请与君之士戏,君冯(凭)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晋侯使來枝对曰: “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患,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
楚使的话,态度狂傲而不失礼仪;晋方的答辞,委婉含蓄中透露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大战一触即发,而交战双方的使者却依然用温文尔雅的语言表达决战的要求和应战的态度,为决战前夕的紧张气氛,带来一丝舒缓的情调,也使行文有了张弛相间的节奏。
第二天决战开始,晋军首先击败了由陈、蔡两国军队组成的右军,接着晋采用疑兵之计,佯装溃败,诱敌深入。楚军中计,遭到晋军的前后夹击,左军大部被歼。楚军统帅见左右两军崩溃,急忙收兵退出战场。这样,城濮之战以晋胜楚败而结束。城濮之战,使晋国声威大振。以前与楚结盟的国家纷纷转向晋国,连周天子也亲往祝贺。晋文公由此登上了霸主的地位。
《晋楚城濮之战》作为《左传》中的名篇,充分体现了作者高超的叙事艺术。对城濮之战这样复杂战事的叙写,作者能够做到委婉周详,有条不紊,事件环环相扣,结构谨严而又层次清晰。作者首先从交战之前的状况入手,晋国接到宋国的求援请求,分析了形势,决定攻曹、卫,以解宋国之围。
接下去写楚国子玉率师与晋军的接触,如何锐意求战,而晋文公则退避三舍,以骄其兵。再写到具体战斗中,对方的阵势、进攻的方法等等。最后是战争的结果,从晋军缴获的战利品,到楚国子玉被迫自杀的结局,以及这次战争对当时整个时局的影响,都作了明确的交代。全篇不过两千余字,而将一场波及数国、震撼华夏的大战,交代得清清楚楚,纤毫悉备。这种叙事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六、以秦晋崤之战论述左传艺术成就?
《左传》善于写人,如果说《左传》的叙事艺术较之它以前的史书有一个飞跃,那么,可以说它在写人方面又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左传》中所写的人物,不是叙述事件当中陪衬的、被动的角色,而是影响着事件进程的一系列血肉丰满的生动形象。《左传》的善于写人,还尤其表现在善于写处在战争各个方面、各个部位上的人物,善于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通过典型事件,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乃至细节,刻划出人物活生生的个性。
春秋时代,与频繁的军事斗争紧密配合的频繁的外交斗争,对于矛盾斗争中人物外交辞令的成功描写,是《左传》刻划人物的又一重要手段和特色。
《秦晋肴之战》用简炼的笔法,生动地勾勒出如秦穆公、蹇叔、王孙满、弦高、皇武子、先轸、晋襄公、孟明、文嬴、阳处父等人物群象。虽然每个人都着墨不多,有的只是寥寥一两笔,但是却形象鲜明,栩栩如生。其奥妙是什么呢?
这就是文章通对人物的具体的语言、行动和细节的描写,刻划出了人物的个性特点,展现了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内心世界。如王孙满的年幼而聪明敏锐,弦高的爱国和机警应变,文嬴的人在晋而心在秦的特殊地位,阳处父的解下左骖以诱捕孟明等,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七、左传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是什么?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叙事艺术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晋·范宁《谷梁传集解自序》中说:“《左传》艳而富”,其“艳而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左传》生动地展示了春秋时期五彩缤纷的历史画卷。作者不仅记载各国君位的嬗变、执政者的谋权夺势、政客的宦海升沉、贵族内部的倾轧火并、侯国之间的欺诈侵掠、辽阔战场千军万马的厮杀格斗、阴暗一隅数人的密谋策划,各种各样的矛盾、大大小小的动乱、五花八门的变故,无不网罗其中;而且作者采集了大量的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甚至于还有风俗遗闻、童谣民歌。这些材料通过细心的组织编排,极大地丰富了《左氏春秋》的内容。
《左氏春秋》广采博取各种文字的、口头的资料进行编撰,从现代编年史的标准看,显得芜杂,说明历史科学尚在草创之中。然而正是这一特点,才更体现了中国史传文学的特点。《左氏春秋》的作者善于对庞杂的资料进行取舍与剪裁,全书所载历史前略而后详,后期更详于襄公与昭公,二公在位共63年,不足全书的三分之一,二篇幅却近于全书的一半。就各国诸侯来说,也各有侧重,晋国最详,所记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晋国之事中又突出重点,详细记载晋文公的霸业兴衰。记载较略之国,其事也不平均使用笔墨,如记郑国的文字约15000字,多集中在郑庄公、子产身上。而子产为相执政一事就占了很大的篇幅。凡是能生动体现国家治乱、兴亡,能形象地显示社会各种代表人物特征的事情,则“纤芥无遗”,反之则“丘山是弃”。《左氏春秋》有自己的详略标准,它深刻、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左氏春秋》不满足于《春秋》那种对历史史事做简单陈述的史笔笔法,它要展示那个动荡历史年代的全部过程,要展示各种历史人物在各种事件中的各种表现,它摒弃了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创造了在生动记叙史事的基础上显示各种人物形象、心态,表达作者观点立场的方法。
作者重视对事件的完整把握,对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有时能给予集中叙述,突破了编年体的界限,使事件的记叙有了记事本末的因素。也使人物的刻划有了传记的意味。
《左氏春秋》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战争的叙述尤为精彩。《左氏春秋》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特点。《左氏春秋》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肴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战事的酝酿、起因,战前军事、外交的谋略,兵马的调遣、战时激烈的搏杀,战局的变化,双方的进退,战后胜负的结局,各方面的反应,认识的处理等,都表现得迂徐有致、笔力纵横。
八、左传晋楚城濮之语言艺术
左传晋楚城濮之语言艺术
左传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史书,记载了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其中,晋楚城濮之语言艺术是左传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1. 晋楚城濮的历史背景
晋楚城濮位于今天的河南省,是春秋时期晋国与楚国交战的重要战场之一。史书中记载了许多晋楚城濮之战,其中包含了丰富的语言艺术形式。
2. 晋楚城濮之语言艺术的特点
2.1 辞藻华丽
晋楚城濮之语言艺术在辞藻上非常华丽,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夸张和修辞手法,使文字更加生动有力。
2.2 对话精彩对辩
在左传中,晋楚城濮之战所涉及的人物之间经常进行精彩的对话,展现了双方的智慧和口才。这些对话常常紧扣主题,引人入胜。
2.3 文字推敲精细
左传的作者非常注重文字的推敲和精细处理。晋楚城濮之语言艺术表现出了严谨细致的文字表达,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晋楚城濮之语言艺术的表现形式
晋楚城濮之语言艺术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表现:
3.1 对比与矛盾
晋楚城濮之战的对话中经常出现对比和矛盾的情节,通过双方对话的辩论,展现出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冲突。
3.2 情感抒发
左传中的晋楚城濮之战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抒发,通过对话中的言辞和语气来展现人物的喜怒哀乐。
3.3 士人风范
晋楚城濮之战的对话中常常能体现出士人的风范和才华。他们以丰富的修辞手法和智慧的言辞,展示了自己的学识和气度。
4. 晋楚城濮之语言艺术的影响
晋楚城濮之语言艺术作为左传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后世的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4.1 文风独特
晋楚城濮之语言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风,对后来的文学作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丰富了古代文学的表现形式。
4.2 对话技巧
左传中的晋楚城濮之战对话精彩对辩的情节,使得对话成为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一种表现手法。
4.3 影响观念
晋楚城濮之语言艺术中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对于塑造文化认同和传承优秀品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结语
晋楚城濮之语言艺术作为左传的重要主题,展现了晋楚之间战争与背后的辩论、智慧与智慧的对决。它以辞藻华丽、对话精彩对辩、文字推敲精细为特点,通过对比与矛盾、情感抒发、士人风范等表现形式来展现。晋楚城濮之语言艺术不仅在文学上具有独特的影响,也对后世的观念、价值观产生了积极的塑造作用。
通过学习晋楚城濮之语言艺术,我们不仅可以深入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还能感受到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它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值得我们珍视和传承。
九、战国策与左传语言艺术特色
战国策与左传语言艺术特色
战国策与左传语言艺术特色
战国策与左传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两部作品,它们在语言艺术方面都有独特的特色和价值。战国策是一系列关于战国时期历史、军事、政治的记载,而左传则是一部史书,以春秋时代鲁国的历史为主线,记录了鲁国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的大事记和小事记。
战国策的语言艺术特色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代表作之一,它以浅显而有力的文字表达技巧,展现了独特的语言艺术特色。战国策的语言风格较为简练,文字流畅清晰,富有节奏感。它大量运用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对偶等,以生动有趣的方式描绘人物形象、刻画历史事件。
战国策中常常运用对比手法,将战争与和平、荣誉与耻辱进行对比,表现了人性中的善恶、美丑等。例如,“千金市骨,终为土器”这句话用简洁而有力的语言,传达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悲剧。这种对比手法使战国策的言辞更加深刻、震撼人心。
此外,战国策还注重形象绘画,通过生动的描写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作者运用形容词或具象的描写手法,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使读者对故事情节更加投入。例如,“楚襄王奢淫无度,不以人害己”这句话通过生动的描写,展现了楚襄王的特点,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活。
战国策的语言艺术特色还体现在句式的变化上。它常常采用短句,简洁明了,并通过排比、对仗等手法增强了表现力,使文章更加凝练。例如,“勇则不战,智则不谋”这句话通过对仗的方式,表达出智勇双全的意义。
左传的语言艺术特色
左传是中国古代史书中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国古代散文的珍贵遗产。它以叙事性强的语言风格,展现了独特的语言艺术特色。左传的语言简练、明了,注重事实的准确性,文字质朴自然。它深入生活,并结合历史事件,通过文字描绘出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物的形象。
左传注重细节的描写,通过具体的事例和个体的形象展示社会矛盾和人性的复杂性。作者通过描写人物的言行举止和心理活动,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和人生态度。例如,“曰:‘康子为思平,不在于位。’简孙曰:‘敢问何谓也?’子曰:‘常为其身务恭俭省汝弗兴,何以为思平?’”这段对话通过细致的描写,突显了康子的为人之道和家族的价值观。
左传中还常有对比手法的运用,用以衬托人物形象或凸显事件的发展。通过对比,左传在事实的基础上展示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性。例如,“将以六御而见,听其质,则无庸于干戈矣”这句话通过对比,表达了对国家管理的深思和对人性的思考。
在句式方面,左传常常使用平铺直述的句式,直接表达作者的思想和观点。它避免修辞手法的过度运用,注重文字的真实性和自然性。这种直接的叙述方式给读者一种亲切感和真实感,使人更能深入了解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
结语
战国策与左传分别代表了古代散文的两种不同风格,它们在语言艺术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色。战国策注重修辞手法的运用,追求音韵的美感,使文章更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左传则以叙事为主,通过客观的事实和细节的描写,展现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性。它们各自在古代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通过对战国策与左传的语言艺术特色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古代文学的发展轨迹,还可以从中汲取启示,提升自身的写作水平。无论是修辞手法的运用还是叙事技巧的掌握,都可以从中获得借鉴和启发。同时,深入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特色,也可以丰富我们的文化素养,提高我们的审美能力。
十、对比左传战国策的语言艺术
对比《左传》与《战国策》的语言艺术
《左传》和《战国策》是中国古代两部重要的历史文献作品,它们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事件和政治风云。这两部作品都在揭示当时社会风貌和思想观念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在语言艺术上,《左传》和《战国策》各有特点,值得进行一番对比分析。
《左传》的语言艺术
《左传》是春秋时期的一部史书,它以简练、确切的文字风格著称。标志性的特点是其注释和解读,对史事进行详细的阐述和评价,使得整部作品更显深入和全面。文字简明扼要,不啰嗦,每一个字都恰到好处。同时,《左传》使用字词的准确性也是其独特之处。
《左传》中的语言艺术还表现在对典故和修辞手法的运用上。作者通过引用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使作品更具故事性和可读性。同时,书中的修辞手法也是一大亮点,如比喻、夸张、对仗等,使文辞更加丰满和生动。这种语言艺术的运用,不仅能够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史事,还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
《战国策》的语言艺术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的一部世说体史书,以记述各国纷争、政治斗争和智慧智谋为主。相较于《左传》,《战国策》在语言艺术上更注重故事的叙述和探究人物内心世界。文字丰富多样,行文流畅,更注重情节的连贯和感情的表达。
在语言的运用上,《战国策》以多样的修辞手法和用词方式著称。其中,对比手法是一种常见的表达方式,通过对比来突显事物的差异和优劣。类似的还有排比、对仗等修辞手法,使得作品更富有律动感和节奏感。此外,隐喻和象征的使用,也使得《战国策》具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哲学内涵。
对比分析
通过对《左传》和《战国策》的语言艺术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者在风格和表达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左传》更注重文字的准确性和简练性,通过注解的方式深入解读史事,使得作品更加详实。而《战国策》则更强调故事性和人物情感的描绘,通过修辞手法和多样的用词方式塑造作品的形象和魅力。
另外,两部作品在修辞手法的应用上也有所不同。《左传》以比喻为主,运用简洁生动的语言形象地描述史事;而《战国策》则更倾向于隐喻和象征,融入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哲学。
综上所述,《左传》和《战国策》在语言艺术上都各具特色,彰显出不同的风格和表达方式。《左传》注重准确性和简洁性,通过注解深入解读史事;而《战国策》更强调故事性和修辞手法的运用,通过丰富多样的言语形式描绘人物和情感。
无论是《左传》还是《战国策》,它们都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窗口,对于研究当时社会和思想具有重要价值。同时,通过对比分析两者的语言艺术,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文学的发展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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