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写作的因素很多，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我在院校讲座的讲稿，我想从“功夫在文外”的角度例举以下四条：
一、立志当“杂家”。要想成为“杂家”，仍然离不开阅读。
汉代刘向说过：“善读之可以医愚。”是说善于读书，可以使人变得聪明和充实起来。英国思想家培根说：“阅读使人充实，会谈使人敏捷，写作与笔记使人精确……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每一种书，都有着不同的作用和功能，作家们不妨都读一读。谢冕在《读书是最大的幸福》（见2006年4月17日《中国人事报》）中写道：“我常想，读书人是世间幸福人，因为他除了拥有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拥有一个更为浩瀚广阔也更为丰富的世界，这后一个世界却为读书人所独有。”
作家孙犁说过：“作家有高中文化程度就够了。”说明一个语言表达能够过关的人，就有条件当作家了。但是，要想当一个优秀的作家，还需要很多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积淀才行。想要当一个散文家，没有必要天天读散文作品，应该用大量时间读别的书，或者多走动、多思考。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作家们都需涉猎。国学、史学、哲学美学、宗教、医学、民俗学等，都要有所了解。
比如美学，作家不可不了解。因为，一切优秀的作品，它的最高艺术境界都是美。美是什么？美在作家的心灵，美在作家的人格。李万武在《审美理想与当代作家的文化准备》（2008年1月22日《文艺报》）中说：“作家的文化准备，不仅是一般的知识、学问积累，更是滋养情怀和陶铸人格的精神修炼。因为审美创造不是知识、逻辑解决问题，而是情感、情怀解决问题。”
我应《安徽青年报》之约写有《师者能文》，是说教师也应成为“杂家”： “韩愈在《师说》中写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欲‘传道、授业、解惑’，首先应知书达理、成就事业、思想成熟……否则，将不成其为师。所以说，教师不好当，当个优秀教师更是难上加难。我说教师能‘文’，主要指学有专长、富有才情，而不是要大家都去做文学家。无论你是学习文史、理工，还是学习艺术、幼教等，都要把学业、本职工作当成事业来对待，潜心研究，学有所成，勇于创造，成就辉煌，提升人生价值，不甘于做一个循规蹈矩的教书匠，力求成为一名教育家。阅读，是提高文化修养的直接而有效的途径。教师应该做一个博览群书的‘杂家’才好，这将更有利于为求知欲很强的学生们解答种种问题。”作家写文章也是同理。
二、从事有“根”写作。这里的“根”，是指作家作品赖以依托的事物及其展现的地域文化背景。这个“根”，具有地标性，同时掺杂着民间元素。作家不要写“浮萍”式的作品，即使写了很多东西，却没有任何人文的载体，显得支离破碎。
张学昕在《文学的地标》（2013年4月17日《文艺报》）中写道：“任何优秀的作家和作品，都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独特而庄重的地标，令人着迷，令人神往，令人难忘。”闻言在《记着写好你的“故乡”》（2013年3月22日《文艺报》）中说：“成功的作家，尤其是在中国，常常是因为坚持根植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写作，而受到读者的尊敬和喜爱。”“失去地域色彩，这样的写作是无根状态下的表达，没有一个人生的、情感的‘故乡’，写作通常是飘忽不定、缺少内涵的。”
关于文学作品中的民间文学元素及其重要意义，从我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创作实践中已经得到充分证明。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德·恩隆德在宣布莫言获奖时说：莫言作品的最大特色是“以魔幻现实主义融合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今社会”。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在中国民协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民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愿望、生活准则、审美品质和终极价值的直接体现，是民族自我凝聚力之所在。”民间文学是一切文艺样式的母体，是当代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的文化富矿，也是有利于推动地方文学走向全国、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地标性的文化基因。因此，作家们迫切需要增强民间文化自信和民间文化自觉，因为民间文艺事业不仅大有可为，也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我在湖北咸宁参加《散文选刊》原创版首届签约作家仪式上的发言是《我谈“散文与乡土”》：我觉得，一切作家的创作都是有“根”的写作；作家创作的指向又总是关乎故乡和童年的。而有“根”的写作，才是能够站稳脚跟的写作。这个“根”不是别的，正是故乡。鲁迅的绍兴、老舍的北平、孙梨的白洋淀、沈从文的湘西、贾平凹的商州、王安忆的上海、车前子的江南等等，举不胜举。作家的作品越是具有地域性，他日后的文学地位就会越高（刊于《安徽文学》2013年第10期）。
以上三条，是从作家的知识储备和文化准备角度来说的。
三、坚持“慢”写作。真正的作家，是耐得住寂寞的，能够做到不急躁、不浮躁，不急功近利、不好大喜功，并且心态平和、沉着自信。他们的目标是力争写出精品力作，甚至写出传世之作。文学作品是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不是文字垃圾，所以它要求作家们不求数量、但求质量。
201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写诗57年，所写全部诗作不过163首，平均每年不到3首。现代作家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是说作家要集中精力写出代表作、传世之作，哪怕只写一本，亦足矣。
作家刘庆邦在《作家不能一味迎合市场》（见2006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中写道：“作家应该诚实劳动，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写作态度上，应该严谨和踏实，不能采取投机取巧的方式；其次是在精神人格方面，要提高对自己个人修为的要求，一个善良的作家才能写出弘扬真善美的作品来；最后是在心态方面，不能一味迎合市场，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而应该担当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作家二月河在《文学与奖项》（2010年3月10日《中国青年报》）中说得更直截了当：“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学，已经开始想要依赖奖项重振旗鼓，那么毋庸质疑，这里的文学已经完蛋了……文学的兴起，恐怕与奖项无关。因为文学只与灵魂有关。”
四、做一个思想者。罗曼·罗兰说：“一个优秀的艺术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有思想，才有思路；有思路，才有出路。无论治国安邦，经营管理，还是教书育人、文学创作等，都要求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
思想从何而来？来自于学习、实践、思考、总结、提高、创造。比如，通过学习、比较“儒、释、道”思想的本质，我们会发现：儒家解决了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道家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佛家解决了人与心灵的关系问题等。
文学是走进心灵的艺术。作家像教师一样，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就要求，作家必须要有思想，有高尚的思想，要做一个德艺双馨的文学家。文学作品的生成过程，通常是作家由“心上的作品——纸上的作品——读者眼里的作品——读书心里的作品”的过程。因此，作家对于读者，要做到以心养心、以文化人。
拙诗《墓碑》（原刊于《散文诗》）：“那一天／枪声响一夜／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村前槐树上绑着三个无头兵／老党员说那是八路／村民们便给他们凿了块石碑／立在那里／碑文很简单——烈士之墓／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又有一天／村里修一条水渠经过那里／石碑就做了渠上的小桥／来来往往的村民／很少有人知道／那小桥／原是墓碑。”道出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信仰危机”问题，客观上也喻示着革命前辈的牺牲与今天的幸福生活之间的“桥梁”作用。
拙文《六尺巷的宽度》：“由此，我联想到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很多的时候，路不仅是‘走’出来的，更是‘让’出来的。”
我在评价许辉散文集《和自己的心情单独在一起》时，写有《思想者的游走》一文（刊于《清明》大型文学双月刊），其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作家的创作轨迹，往往要经过从刻意追求技巧到返朴归真的过程。巴金创作的历程，说明了这一点，亦印证了‘最大的技巧是无技巧’的道理。许辉先生的散文集《和自己的心情单独在一起》，在一些方面象巴金先生的《随想录》一样，那么率真、朴素、随意、自如，简直达到游刃有余的地步。有时我想，作家之间最后的比拼，可能就是思想的深邃性。也许，作家可以不是哲学家，但是，作家必须是一个思想者。许辉先生是这样的一个作家。纵观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所有的‘行吟着’的诗人、作家，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民生的困苦等。没有哪一个有责任感、有成就的作家，不是一个善于思想并具有悲悯情怀的人。这是作家的使命所在。”
几点浅见，欢迎指正！